昆明一中让学生集体写遗书

我是简阳人

模拟写遗书 学生轻松家长紧张

　　“如果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在昆明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的主题班会上，当看完了一部生命如何从受精到呱呱坠地的影片后，心理辅导老师牟洁给学生们出了一道题：写“遗书”。

　　结果，学生们写下的“遗书”五花八门：

　　“1．妈妈、爸爸，我的压岁钱放在小柜里；2．Iloveyou；3．我不想死”；

　　“本人自感命不长，唯心中有一二事不容，愿余者可尽吾愿：1．本人非无家之人，上有父母，下有弟妹（堂），自知吾逝乃其痛，望生者无恸，自己珍重；2．吾无财，但挂念苦寒之人与病痛者，愿献吾脏器以扶斯人”；

　　“生命很重要”；

　　“生命只有一次，请珍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美好的生命，组成了美好的世界，好好活下去，创造美好的人生”。

　　读着这些更像人生励志语言的“临终遗言”，牟洁忍俊不禁。“让学生正确地理解死，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生。”她说，“显然，这样的模拟达到了我们的初衷。”

　　今年9月秋季开学以来，云南省教育厅在全省中小学开展了以“生命、生存、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三生教育”，以此来引导学生认识、尊重、珍爱生命，并学习生存知识、技能，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三生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中小学校通过各自不同的校园文化及方式进行了各类活动。

　　今年10月，昆明市第一中学在高一年级6个班推出了让学生模拟写遗书的教育活动。“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惨痛之后，我们想让学生认真思考生命的价值，认识生命、尊重生命、让生命更有意义。”该校副校长高富英说。

　　模拟活动取得的效果出乎意料，许多学生都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他们在给老师的字条上说：“这堂课让我经历了‘生与死’，我会更好地活下去”、“决不放弃自己的生命——为了美好的明天”、“得到一个生命比失去一个生命更难”、“即便知道我要死了，我也要认真地度过死前的每一分钟”、“不要因为生活中的小插曲而漠视生命”。

　　一名女学生对记者说：“在重新审视了生死之后，我发现很多东西是需要珍惜的。”

　　然而与孩子们的轻松相比，不少家长对这次模拟活动却表现出紧张和疑问。有家长说：“活得好端端的，写什么遗书。”另一位家长说：“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让孩子珍爱生命、感激生命吗？难道不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孩子就认识不到生命的可贵和父母的艰辛吗？”还有一位家长甚至伤心地说：“如果我的孩子只在遗书中告诉我心里话，那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出了大问题。”

　　一名网友在给记者发来的邮件中说：“对于未知的死亡，谁都有恐惧。如果让我来做这个命题作文，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写。对这些学生遗书的内容我很好奇。”

　　“死亡教育”有必要但要审慎进行

　　云南省健康教育研究所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赵白帆认为，对于“死亡教育”，家长要有一个接受过程。在中国文化里，死亡话题是一个禁忌，无论是对孩子和行将就木的老人，人们都避讳这个话题。在家庭中，成人尽量不让孩子接触“死亡”，主要是防止他们由于目睹死亡或听到死亡而引起焦虑、恐惧和不安。但物极必反，过度的禁忌却使孩子对“死亡”产生了神秘感和好奇心，甚至会带给他们一些关于死亡的不正确的信息，误认为死是一件轻松、随意的事，甚至可能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放弃生命。比如，一个品学兼优、看上去开朗的学生，有一天竟写下了遗书：“如果你们再逼我，我就只有一条路——死”，老师和家长大惊失色，结果这个孩子却说是闹着玩的。

　　更令人担心的是，当孩子处于青春期时，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死亡本能”，容易把死当做一种浪漫行为，认为这是对感情忠诚的一种表达。青春期中的恋爱，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恋爱失败寻求死亡的事就不断发生。

　　据赵白帆介绍，目前，“死亡教育”已经进入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教育课程，他们让孩子甚至幼儿园的儿童去触碰尸体，以帮助他们了解和直面死亡，并在对死亡的观察中发问。这样不仅可以使他们对死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也能促使更多的人为濒临死亡的人提供帮助，以此来减少青少年的意外死亡。

　　香港的一些学校也做过类似的模拟训练。他们把12~14岁的学生关在暗室里，播放海啸录像带，模拟海啸发生时的情景，让学生在海啸的惊恐中给亲人写“遗书”。

　　“直面死亡要比回避死亡好。”昆明一中心理辅导老师牟洁说，由于中国文化对死亡的忌讳，造成目前很多孩子抗打击能力太弱，家里一旦有亲人去世，有的孩子甚至一度无法从中走出来，整天郁郁寡欢。

　　“死亡教育不仅可以让青少年了解生命的真实过程，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生命，成年之后以达观和超脱的态度去对待生命过程中的一切际遇，而且会让他们更加尊重和热爱生命。写遗书作为死亡教育的一种方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会面对死亡，珍惜生命，也能了解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和对亲人的爱。”赵白帆说。

　　云南省著名心理学家、云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赵建新认为，死亡教育进入中小学很有必要。“成年人往往低估了孩子的承受力。‘死亡教育’并不是暗示和纵容孩子去做，而是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

　　但他同时认为，这种教育和训练应该谨慎，要考虑是否适合所有的学生，因为其结果可能会加深那些经历过家庭悲剧的孩子的伤痛。